得益于荣县电大提供的气调保鲜技术，自2014年余中的鲜果仓库建起后，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就由30多户增加到100多户，年盈利超过100万元，产品远销东南亚。
前些年，要说电大的社区教育能带来这么大的效益，余中说啥都不相信。但这几年实践下来，社区教育帮他做到了。
在田间地头办“大学”
两年前，40岁的余中不想再漂泊打工，便从广州回到老家，带着村里30多农户创办了天邦水果合作社，开始创业。
“一无技术，二无经验，怎么充分发挥家乡柑橘产业的优势？”余中发现，柑橘过冬后价格比现摘现卖贵一倍不止，但柑橘保鲜却是让农民头疼的难题。传统方法是在柑橘表面大量喷洒药物，不安全、不健康，市场认可度低。有没有更好的保鲜技术呢？
问题反映到荣县电大后，余中获得了积极回应：气调保鲜，采用二氧化碳灭菌，远程控制仓库温度、湿度，安全、绿色、环保。2014年，在电大技术专家的指导下，余中建起了总面积1200平方米、可容纳鲜果500吨的保鲜仓库。
在创办“绿远水果种植家庭农场”的过程中，种植大户谢光中曾遇到过不少技术难题。为此，仅半年时间，电大经济作物专家就到农场现场授课5次。
“我们有什么需求，电大就提供什么培训，在果树繁殖、药用、保鲜、销售上特别实用。”余中说。
荣县电大咋能了解农民需要啥？原来，精准的需求把握来自于接地气的调研，每到农忙时节，荣县电大的调研都会如期而至。
有农民想学习病虫害防治、农药使用、规模种植技术；有农民想了解种植业旅游观光的情况；还有农民希望开展对家庭农场及生产技术更新、农场发展模式的培训……问题收集上来，农民的需求一目了然。
“把农民集中到镇上、县里统一培训是不切实际的。社区教育应主动进乡镇、进农村、进企业、进街道。”荣县电大校长权敬辉说，2012年，荣县电大率先在留佳镇成立培训中心，将大学办到了田间地头，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学习。
除荣县外，乐山电大“四点钟”课堂让小学生们下课后有地方可去；泸州电大开展“4050”家政培训；威远电大在严陵镇开展社区治理实验，解决新市民融入难题；在城乡接合部社区为留守儿童开设暑期辅导班，贫困家庭建档立卡儿童超过2000名，6万人次参加各种活动……
社区教育“社会”办
2014年，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中心组织开展了全国性的“社区教育满意度调查”。调查结果显示：在地域上，东部广泛开展，中部进展缓慢，西部除个别城市外，基本刚刚起步；在受教育人群上，退休老人、企事业单位人员占绝大多数，农村社区教育严重滞后，产业工人、新市民比例不高；而在内容上，文娱活动多，内涵建设不足。
“经济条件决定了东西部社区教育发展有差距，但在居民需求和满意度上，各地却可以通过特色弥补差距。”教育部社区教育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周延军说，四川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和品位追求与浙江地区肯定是大不相同的，开展社区教育更应以满足地方居民需求为主。
作为人口大省、农业大省、劳务输出大省，位于西部地区的四川，社区教育无论在制度法规上还是在财政保障上，都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。
“社区教育不能仅靠电大做，必须发挥各级政府部门的合力。”在四川电大党委书记、校长罗大玉看来，依托遍布全省的三级办学系统，3000多名教师以及丰富的教育资源，电大已成为社区教育的生力军和抓手，但做好社区教育，还需政府各部门通力合作。 作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，自2013年起，在四川省教育厅的指导下，威远县就开始着力破解社区教育的体制机制障碍。通过近3年的摸索，威远县社区教育逐渐探索出了由县委、县政府领导，教育局、民政局、综治办、财政局等部门支持，各级电大充分发挥抓手作用的管理体制。
在人才支撑上，2016年，县委组织部批给威远电大两个高层次人才引进名额；在教师队伍上，教育局在教研室专设业务指导部门和具体经办人员，在教师队伍中抽调选拔专兼职教师100人、志愿者教师1000人，充实社区教育队伍；在硬件设施上，民政局已在全县20个乡镇建成了19个日间照料中心，为教养结合提供场地；在财政保障上，财政局将社区教育列为经常性财政开支，专款专用。
“政府负责硬件建设、资金支持、人才保障，电大负责软件开发、教育实施。”威远县副县长王学斌认为，电大应成为优质教育资源的提供者、新教育观念的倡导者，真正让社区教育的触角深入到基层、农村和社区。
社区治理的重要抓手
作为一种重要的终身教育形式，社区教育以人的一生为服务周期。不过，在罗大玉看来，人们对社区教育仍有误解。“一些人以为社区教育就是书法、绘画、歌唱班，让老年人玩一玩、唱一唱、跳一跳，这是对社区教育的狭隘理解。”罗大玉说，社区教育不仅仅是休闲娱乐，在新兴职业农民培训、留守儿童保障、新市民教育、社区矛盾化解等方面都大有可为。
2016年5月，威远县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，但威远开始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的实验却始于2013年。“3年来，我们通过实验区和对照区的比较研究发现，实验区社区教育满意度、安全满意度、认同感归属感显著提高，社区问题明显下降。”王学斌介绍。
统计数据显示，到2015年，在社区教育方面，实验区满意度达95%，而对照区仅有50%；在社区安全方面，97%的实验区居民感到安全，而对照区仅为56%；在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方面，实验区获得了96%的认同，而这一比例在对照区仅为55%。
“社区教育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和载体。”王学斌认为，社区教育可以，而且必须与社区治理有机结合，以教育推动治理。
“社区教育绝不等同于社区活动，但社区活动可以成为社区教育的载体。”周延军认为，在当前社区教育参与度不高，参与人群不广的情况下，可以通过举办各种书法、绘画、歌舞班等社区活动，增加社区教育的吸引力，但社区教育的内涵远不止于活动。
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瑞凯认为，社区教育不是其他教育的补充，必须与基础教育、高等教育一样赋予其正式地位。“社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终身教育形式，必须建立起规范的管理体系、正式的经费来源渠道等，使社区教育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抓手。”张瑞凯建议。
比较我国社区教育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，张瑞凯发现，我国社区教育发展20多年来，仍然存在着受教育人群单一、活动质量不高、设施设备不完善等问题。而美国、日本等国的社区教育不仅开展得早，而且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，体制机制也较为顺畅。
“在受教育人群上，欧美地区覆盖面更广更大，不再局限于老人、儿童等特殊群体，而是逐渐向全民扩展；在教育形式上，更加平等、开放、快捷、周到地满足各群体需求；在内涵上，更强调社区教育是促进社区融合、塑造居民社区意识的重要方式，是促进社区发展的教育。”张瑞凯说。
“制约社区教育发展的瓶颈，一个是制度，一个是财政。”在周延军看来，国家、法律、财政等方面都应为社区教育提供保障和支撑。“从国家层面来说，应建立多部门联动的组织框架，保障多元经费投入，推动资源整合共享等；对于财政部门来说，应加大对社区教育的经费支持力度，保障社区教育与基础教育、职业教育一样可以有足够的经费投入；而在法律法规上，国家应该尽快出台酝酿已久的‘终身教育法’，真正消除制约社区教育发展的瓶颈。”周延军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