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个很好强的人，很早就产生这么个信念：我的艺术要使所有我心目中的强者为之折服，否则，又何必苦苦地从事艺术创作，做个可乐的鉴赏者好了。如今林健不折服，我感到沮丧。但面目终不是说变就变的，要有自家的面目，就得脱胎换骨，而这又何其难也！但我也并不就此气馁，只好在静默中思索着迎接创新的契机。
如此思索寻觅了将近五年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看到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刻划符号，这原始的幽灵马上揪住了我的心，我预感到日夜盼望的契机已经到来。正当我打算将这念头告诉子奋先生，以求帮助的时候，不幸先生谢世了！缰绳断了，马儿乱跑了，我在急于求成的心理驱使下，果然刻了一批脱胎换骨的“创新”之后。它们与时下所谓有“时代气息”的作品一样，有个共同的特征：粗野、零乱、过份的变形和刀痕毕露。友侪读后说调子近李骆公，而李氏的艺术是一向被我视为俚俗的典型，我岂能与之同调！奈何大家都这么看，经过静心思量，我决定舍弃它，但舍弃并不意味着老路。
西方现代画家克利，以抽象绘画闻名于世。他经常以各种抽象的线条符号来组成画面，虽然看看去象花布一块，然而却充满了哲理性的思考，表现了热情与冷峻的结合；山口百惠的眼睛，明流纯真之下总带着一丝忧郁的寒光，所以她被人称作是冷艳的化身。这两人的艺术可以说与篆刻毫不相干，但对我来说，却有着另一层意义，它使我明白了艺术创新只从形式上追求是不够的，还必须在精神内涵方面开拓新审美境界。换句话说，只有在作品上建立起“灵魂”，形式才是有生命的。这时，我就像释氏在菩提树下醒来一样，经历了这样一个“渐悟”过程。
此后又有五年，我下意识地寻找自己的“主旋律”，它不仅要具备审美的价值，最好还能诉说对人生的理解，正如有位中年篆刻家所说：“我每走一步都踏在先人的脚印上，好象一寸荒地也没有。”的确，意境上的创新不是唾手可得的，“雄浑”被吴昌硕占有了，“随和”为吴让之所垄断，“生辣”成了来楚生的专利。。。。。。如果说我尚有幸，终于在“奇逸”里找到了自己的一席小位，但它若与雄浑相比，又显得何其苍白，这是敝人常引为自卑的。